曾几何时，他与毛泽东并肩，是中共早期举足轻重的领袖，南昌城头的枪声里也回荡着他的身影。可最终，历史的尘埃却将他永远钉在了“叛徒”的耻辱柱上。张国焘的坠落，究竟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人性深渊的必然？他的一生，就像一场波澜壮阔的史诗，却以一个令人扼腕的叛逃收场。
他从小就浸泡在官绅之家的富足里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从未体验过寻常百姓的艰难。这优渥的环境，像一枚隐形的种子，在他心中埋下了对困境的恐惧。当革命的洪流裹挟着物资匮乏、条件艰苦的现实扑面而来时，他内心的脆弱便逐渐暴露无遗，对前途的信心也一点点消磨殆尽。
张国焘的心胸似乎从来就没宽广过。他急于求成，野心勃勃，凡事总想拔得头筹，这些致命的弱点，就像一个个引线，预示着他日后的深渊。他曾一度率领红四方面军声势浩大，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可为了巩固个人权威，他竟在鄂豫皖根据地掀起腥风血雨的“肃反”，毫不手软地残杀了数千名异见干部。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他把旧军队的陋习原封不动地搬进了红军。那些本应平等的革命队伍里，官兵关系变得等级森严，极少数指挥员甚至敢对战士们拳脚相加。这样的红军，哪里还像一支为解放人民而战的队伍？而张国焘，正是这腐朽风气的始作俑者。
长征路上，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嫌隙像一道裂痕，越扩越大，最终成了无法弥合的深渊。他对毛主席的轻视和隐秘的竞争之心，早在遵义会议毛主席重新掌舵党内大权时，就已发酵成极度的不平衡。那份权力的失落感，在他心中翻腾不已。
当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时，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力量受损，物资匮乏，他那颗被野心驱使的心，便如脱缰野马，妄想取而代之。他全然不顾中央北上的既定方针，一意孤行地主张南下，甚至试图挑拨两支部队的关系，妄图独揽军权。
他甚至曾密电命令左路军原地待命，并要求右路军即刻掉头南下，更阴毒地策划攻击中央红军。那一刻，危机四伏，内讧似乎一触即发。万幸叶剑英及时截获了这份要命的密电，毛主席当机立断，率中央红军先行北上，才避免了一场可能让革命功亏一篑的自相残杀。
即便如此，张国焘仍未收敛。他公然另立“中央”，自封“临时中央主席”，甚至荒唐地“开除”了毛主席、周恩来等人的党籍，还下令“通缉”他们。这种狂妄的行径，如同他在悬崖边上又往前迈了一步。
然而，当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受挫后，他被迫取消了那个所谓的“第二中央”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党和毛主席对他既往不咎，没有将他一棍子打死，反而继续安排他担任要职。可那背叛革命的种子，早已在他心里生根发芽，等待着开花结果的一天。
1938年4月，为了向世人展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决心，两党决定合祭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。中央早已定好了人选，可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，却像个得了失心疯的孩子，数次跑到毛主席跟前，坚决要求亲自前往。
毛主席深知他心里定有不可告人的盘算，但禁不住他软磨硬泡，最终也只得勉强点头。临行前，毛主席再三叮嘱他祭拜结束后务必立即返回延安，语气里透着无奈和一丝隐忧。谁曾想，这次祭陵之行，竟成了张国焘精心谋划的叛逃跳板。
4月2日，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等人从延安启程。抵达黄帝陵后，他与国民党代表蒋鼎文共同祭祀，仪式过后，两人便私下进行了秘密交谈。这密谈的内容，像一道看不见的裂缝，悄然撕开了他与党之间最后的羁绊。
按照原定计划，张国焘应该在祭陵第二天就返回延安。可他却鬼鬼祟祟地支走了随行的警卫人员，谎称要去西安找林伯渠商量事情。在蒋鼎文的精心安排下，他住进了国民党招待所，频频与国民党要员接触。那些高官厚禄的诱惑，无疑进一步坚定了其投靠国民党的决心。
4月7日，林伯渠接到张国焘警卫员张海的电话，火急火燎地赶到西安火车站。他看到张国焘已身在开往武汉的列车上，准备离开。张国焘对林伯渠大倒苦水，抱怨在延安“处境艰难”，“遭受不该有的批判和待遇”，更直接表明要去武汉投靠国民党。
林伯渠闻言，如遭晴天霹雳，震惊之余，更意识到张国焘作为高级领导人若叛变，将对党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。他极力劝说，希望张国焘能够回心转意。可叛徒的船票已经买好，张国焘去意已决，任凭林伯渠磨破嘴皮也无济于事。
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车带着张国焘驶向远方，然后立刻电告中共中央，如实汇报了张国焘的异常情况。中央得知后高度重视，当即致电正在武汉的周恩来、王明、博古等人，指示务必找到张国焘，规劝他幡然醒悟，及时回党工作。
4月11日，张国焘抵达武汉。他心里有鬼，本想偷偷入住旅店躲避，但最终还是被神通广大的李克农等人寻获并妥善安置。当晚，周恩来、王明、博古、叶剑英、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，亲自来到旅店，为张国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“挽救会谈”。
一见面，张国焘就倒打一耙，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般抱怨中央对他“过分”的批评和处分，甚至认为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是“大材小用”。他虚伪地表示自己“消极”了，想回老家做个普通百姓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，企图蒙混过关。
周恩来深知他为人，毫不客气地指出他未经组织批准私自离延赴汉的严重错误，更严厉批评他在祭陵期间私自与国民党联络，完全无视组织纪律。然而，张国焘依然固执己见，像堵不透的墙，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，错的是党和中央，是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。
随后的几天里，周恩来、李克农乃至中央，数次苦口婆心地进行规劝，却都未能动摇张国焘叛变的决心。他甚至私下会见了国民党的陈立夫等人，脚步已经踏在了背叛的边缘。4月16日，张国焘竟主动提出要去向蒋介石“汇报工作”，周恩来只得硬着头皮陪同前往。
见面伊始，张国焘便声泪俱下地向蒋介石表忠，称“兄弟在外糊涂多时”，言下之意，过去跟随共产党简直是荒唐之举，如今幡然醒悟，要一心一意追随国民党。周恩来闻言，当即怒不可遏地反驳：“你糊涂，我可不糊涂！”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张国焘竟如同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般，事无巨细地向蒋介石汇报了陕甘宁边区的内部情况，包括兵力部署、经济状况等核心机密。此举，无疑是他向国民党递交的“投名状”，卑劣至极。
即便面对如此情景，周恩来仍未放弃最后争取的机会。4月17日上午，他再次找到张国焘，劝说其回心转意。面对张国焘的执迷不悟，周恩来不再强求，而是代表中央，向他提供了三条路供其选择，这是党给他最后的仁至义尽。
第一条路是改正错误，回延安继续为党工作。第二条是向党请假，暂时休息一个时期。第三条则是自动声明脱离共产党，党也将随之宣布开除其党籍。张国焘明确表示第一条路绝不可能，但他会考虑第二或第三条，并声称需要两天时间闭门思考才能给出答复。周恩来应允后，带着随行人员默默离开。
然而，周恩来前脚刚走，张国焘后脚便与军统头子戴笠派来的汽车接上了头。他毫不犹豫地登车而去，选择了一条彻底背叛革命、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。临走时，他甚至给周恩来、王明等人留下一封冷冰冰的信，明确告知：“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，已移寓别处，请不必派人找，至要。”
张国焘的叛逃，迅速震动了中共中央。周恩来主持中共长江局召开紧急会议，致电中央建议公开发表声明开除张国焘的党籍。这一提议得到中央的应允。4月18日，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《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》，正式宣告张国焘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再无瓜葛。
同日，张国焘则在国民党《扫荡报》上发表所谓“声明”，颠倒黑白，极力掩盖叛逃真相，并大肆污蔑中共。国民党则乘机利用张国焘叛逃事件，煽动反共浪潮，叫嚣取消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四军，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有力回击。
张国焘原以为投靠国民党便能荣华富贵加身，他被戴笠安排住进豪华洋楼，并如倒豆子般向特务机构吐露他所知的中共机密，甚至一度被委以重任，主持“特种问题研究室”，专门培训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务。
然而，他费尽心机建立的策反站和派出的特务，无一例外都被中共情报部门一一侦破，最终徒劳无功。这使得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价值迅速贬低，戴笠亦恼怒其“大失委座之所望”。叛徒的身份，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使得他在国民党内部始终处境尴尬，蒋介石、戴笠等人对其亦是“又用又防”，从未真正信任。
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，张国焘也随之逃亡，此后辗转香港、美国，最终定居加拿大。背叛了革命的他，从此过上了寄人篱下的凄凉生活，就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，无依无靠。
他曾数次致信毛主席，希望能回国回党工作。毛主席展现出大度的胸怀，表示同意，但提出了一个条件：要求他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。然而，高傲自负的张国焘始终无法正视并承认自身的过失，那份自尊心，比他的生命还重要，回国之议因此被搁置。
1977年底，张国焘突发中风，右半身瘫痪，此后长期卧床不起，住在养老院中，形同废人。1979年12月3日，加拿大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，气温骤降。在没有暖气的养老院里，年老体弱的张国焘备受煎熬，被冻得呕吐不止，生命之火摇曳不定。
深夜，他在翻身时不慎将床上的棉被推落地上，半身偏瘫的他已无力自行复原，呼救也无人应答。就这样，一夜寒冷过后，这位曾位居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叛徒，最终在孤寂与绝望中，被活活冻死，结束了自己荒诞而又悲凉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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